修耕植以蓄军资——曹操与农民起义军

　　曹操是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军阀，但他又是靠黄巾起义军而发迹的。在收编青州黄巾军以前，曹操只是个世人尚“未之奇”的地方割据势力，但收编青州黄巾军以后，他凭借着数以万计的青州精兵的军事实力以及屯田民众的经济实力，在东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并最终掌握了中央实权。在收编、安置起义队伍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曹操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政治远见和高人一等的权术谋略。

　　青州黄巾军是张角黄巾大起义失败之后的一支黄巾军主力，190年，这支部队趁袁绍与董卓混战之际，在东方一燎原之势发展起来，当时的情况是“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廓睹尘而溃”。（曹丕《典论自叙》）到192年曹操与黄巾军交战于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时，起义军有主力部队三十多万人，“数乘胜，兵皆精悍”，而曹操只有几千人，而且“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兵皆惧。”在双方力量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曹操是如何收编这支人数众多，彪悍敢战的起义军队伍的呢？

　　主要原因是曹操和当时参加剿灭黄巾军的其他军阀不同，他不是着眼于从肉体上消灭起义军，而是着眼于把起义军转化为自己的军事力量。为此，他初显奸雄本色，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频频向起义军发起攻势。开始交战时，曹操“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后来经过曹操“被甲婴胄，亲寻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才击退黄巾军。黄巾军败退之后，向曹操发出檄文，指出“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劝他不要违背“天之大运”，而曹操却趁此机会一面“设奇伏，昼夜会战”，一面互通书信，开展“示降”攻势。到“辄战擒获”时，黄巾军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从此，这支青州兵就成为曹操南征北战的一支主力军。

　　降卒之精锐编为军队，其余人员和百余万口的老弱妇孺又如何安置？曹操确实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大政治家，他看到了“夫定国之术在于强民足食。”为此，他没有把编外人员都当成包袱一扔了之，而是把他们当作劳动力安置在许都、邺城等地的荒地从事屯田生产。这样，一方面编余人员和收编人员的家属得到了妥善安置，解除了军队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军队需要的粮草也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曹操所以能“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歼灭群贼，克平天下”，实得益于这一屯田政策。

　　曹操从收编黄巾起义军中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数以万计的归降队伍成为其个人争夺天下的私人武装；编余人员和军人家属则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成为其军队强大的经济后盾。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出最佳的历史选择，而曹操所做出的这一最佳历史选择就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足智多谋。

　　尽管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曹操不可能真正为农民谋利益，但他通过农民起义的惊涛骇浪看到了农民阶级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农民阶级的疾苦和要求。光从这一点来说，他与那些醉生梦死，只贪图个人安逸享乐的大人物截然不同，他认识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抑兼并令》，下同），认识到“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一旦民不聊生，下面就会“兴兵作乱”。因此想要长治久安，必须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曹操在掌握了东汉王朝的实权后，颁布了一系列抑制豪强兼并，减轻农民赋税的法令，特别是打败袁绍之后，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这是一个大规模减免农民负担的法令，因而深得农民拥护。

　　毛泽东曾对曹操“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恢复、发展的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措施确实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曹操改变了农民队伍的性质，把农民武装转化为他谋取私人利益的军事力量。但农民起义本身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曹操的思维方式，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统治策略去迎合农民的要求，从而使农民起义盼望实现耕者有其田和生活有保障的政治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偿。所以有人说曹操在历史上实际扮演了一个黄巾起义军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这种说法自是有其深刻意味的。